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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地域歧视对疫情较重区域采取极端做法和歧视态度，侵害公序良俗。部分地区歧视外来人员、车辆，公共交通需查验身份证、限制来自疫情较重区域车辆进入，例如陕西某市严查车牌，鄂牌、豫R、浙C牌照车辆一经发现，立即扣留，人员移交疾控部门。此外，“不欢迎武汉返乡人员”、“拒绝鄂A牌照私家车路过”、“拒绝湖北人入住”、“途经本市必须隔离14天”等标语层出不穷，更有甚者直接封住重点防控对象家门。致使疫情较重区域人员遭受不公正待遇、车辆滞留路途无法回城，扰乱社会秩序，或诱发区域矛盾。

1990年，杨铿从国企辞职下海，从生产汽车配件起步，后通过做电子电器市场进入房地产行业，创立了蓝光的前身“成都兰光房屋开发公司”。2005年，正好赶上成都旧房改造，蓝光顺势而为一路发展壮大。2008年，蓝光谋求上市，豪掷3.3亿元拿下壳股迪康药业29.9%的股权，然而蓝光最终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却是7年后。

特朗普不懂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现实：美企的盈利和竞争力，与美国人的福祉和竞争力并不是一回事。美企只对股东负责。而美国大公司约30%的股东都不是美国人。随着全球资金更快跨境流动，今后这个比例还会上升。中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比重已高于美国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称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过去10年来美企在亚洲的研发投资增加近1倍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中国是个不断增长的大市场，有人数众多的优秀科研人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。比如通用电气宣布增加在华先进制造业和机器人的投资，称中国是该公司的重要和关键市场。

米磊认为，当前我国正在经历3个错综交织的历史性转折点：一是全球科技的转折点，60年一遇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到来；二是中国自身的转折点，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走向创新红利；三是百年一遇的世界格局的转折点，中国将重回世界之巅。这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共同的内在驱动力，就是以硬科技为核心的科技创新。

2.3 产业层面：产业链转移压力增加中国处在“世界工厂”位置，国际生产贸易风险可能沿着供应链上下及横向传导，影响全球产业链，加速产业链外移危机。受贸易摩擦、人口老龄化和各种成本上升影响，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仅0.5%，接近零增长，大量跨国企业已经将工厂迁至越南、中国台湾等地。当前疫情雪上加霜，如果不能及时复工，交付安全产品，不排除跨国企业以排斥中国疫区产品为由，加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。

2.3 产业层面：产业链转移压力增加2.4 社会层面：失业增加，收入下降3 政策建议：纠正“一刀切、层层加码”现象，科学分级分类防控摘要1、问题：有些地方疫情防控存在“一刀切、层层加码”的严重问题，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，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，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，不能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，在没有兜底预案、企业买单的情况下，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，经济发展基本停滞，本质上是懒政怠政、不担责的表现。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：1）人流冻结，返程受阻、隔离期长导致工人无法顺利到岗；2）物流阻断，对外地车辆一律劝返，更有甚者设卡拦截点，以堆放障碍物、挖断公路等方式阻断通行；3）拖延复工，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需当地部门审批，且附带严格的复工条件，中小企业实质拖延复工；4）物资截流，部分地区直接限售咳嗽、发烧药品；5）地域歧视。